故事一：俺来华为的经历
其实，我来深圳，来华为，很大程度是受我们班夏同学的影响。我们在本科最后一年的时候，班上的夏同学，也是宿舍旁屋的邻居，去了华为做毕业论文，半年后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堆高档香烟，好像也带了很多钱回来(因为班上请客的时候经常是他出钱)，然后经常吹牛在深圳、在华为的经历，言语中经常让我等产生“钱多人傻”的呼唤声，让我等非常羡慕嫉妒恨。夏同学毕业后就去了华为，他在华为的工号是在100之内，也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元老。
混完三年研究生的时光，又到了毕业季，夏同学叫我去华为，恰好华为也来我们学校招生，当时招生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杨姓副总裁，他对我面试的所有的话就一句：“关于你，我就不面试了”。就这样，我就招进了华为，来到了深圳，和夏同学一起奋斗了。
到了深圳，进了华为，夏同学就是我们的领导。那个时候，都是这样，要是一个班的，本科先来，肯定是领导;研究生后来，最多是小领导;读完博士，那等着当小兵好了。我们并没有不平衡，在华为三年确实比我们在学校读三年长进太多了，无论技术水平，还是管理水平。我们在学校那是混，他们在公司开发面向大市场的产品，那是进步飞速。
到了华为最大的感受是，好像还是在校园里，开发组里都是好哥们，上班的时候一起调程序，下班的时候一起吃大排档、一起踢野球，住也住在一起，就是公司租的农民房宿舍。总之，关系很单纯，工作很忙碌，生活很快乐。和学校最大的不同，就是感觉食堂的饭菜真好吃，油多肉多，吃的过瘾。老一些同事很鄙夷地看着我们，说我们很快就会胖的，会腻味的。结果当然是这样，过段时间，我们就很鄙夷地看着后面新来的同事，说着同样的话。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我们，最恰当的形容词就是懵懵懂懂。可能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工科男的共同特点吧。我们对买房子没有概念，对炒股没有概念，对金钱没有太多概念，非常容易满足，非常容易开心。有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做的开心;有个农民房的单间居住，住的开心;工资看起来挺好，数钱数的开心。因此，回忆起来公司工作的前两年，感觉自己很幸福、很开心、很快乐。可能讲起来，很多人都不相信，但我一直认为那段时光是我在华为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光。
故事二：倒加班和闷闷的周日下午
我是学计算机的，在华为的第一份工作当然是程序员了(现在自黑为“程序猿”)。我们开发的是基于交换机之上的排队机，用于寻呼、114、160等大话务量的场景。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参与巨大代码量的编程活动，而一起编程的又都是哥们。看着自己写的C代码和哥们的代码一起合版本，再经过编译导入到主机中运转，驱动各种板卡绿灯闪啊闪，真是别提有多开心，就好像游戏组团打怪一样。说句实话，这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不要钱也愿意干啊。不是程序员的同学可能都体会不到我们这种感觉。
总之，非常忙碌，非常开心。然后就是感到我编程的水平突飞猛进。战火中最锻炼人啊。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IPD流程，没有实验室管理员，开发工具也很原始，我们用最简单的C语言，写完后，如同黑箱一样自己导入CPU运行，然后就看着结果出来，是正常，还是宕机。如果是宕机，看着机器死机前能不能打印输出一些指示，我们再如同侦探一样寻找BUG。这样的开发，带来一个后果，就是调试机器严重不够，我们轮着排也不行。为了不和别人抢机器，我有段时间是倒加班。什么叫倒加班呢?就是上半夜在机房打地铺睡觉，等凌晨两三点后，再没有人和抢资源了，再开始慢慢调试我的程序。
我很自豪的是，我也许天生就是一个优秀的编程人员，对编程充满了热情，写程序也是极度认真，能用最简单的代码绝对不用复杂的技巧，在我印象中，在我不长的程序员生涯中，我编的代码编入正式版本后，在市场上运转，从来没有出过错。我甚至听说，后续开发组引入代码巡视，大家在巡视到我编的代码后，经常有人说：某某(本人)编的代码，咱们就不用再看吧。呵呵，什么程序都会有错，也许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也许是我写的程序还是太少，但忍不住写下这些，算是满足我无聊的虚荣心吧。
因此我们编程的生涯是，白天有可能编程，也有可能睡觉，晚上有可能睡觉，也有可能编程，反正就是忙，然后开心。周一到周五是这样，周六也是这样，周日上午还是工作中度过，但是周日午饭后在电脑上打个瞌睡醒来后，突然觉得很茫然，不能再加班吧，应该干点别的吧，是不是要找个女朋友啊，但是去哪里找呢?我们这里除了秘书都是哥们啊，秘书估计也给老同事搞定了吧。程序猿也是需要春天的，因此，周日的下午总有点闷闷的。
故事三：土豪的感觉
现在有些新员工，听说总是充满了各种苦恼，房子看着飞涨，什么时候能买个洗手间啊。丈母娘要求多，房子车子户口哪里去找啊，等等等等。
可是我作为新员工的时候，最大的感觉竟然是有钱、非常有钱!
回想起来，深圳那个时候真是一个吸引人才的好地方啊，我来的时候公司正处于起飞期，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是3000元。3000月工资在那个时候是笔巨款啊，在内地工作几十年的父母工资也不过几百块，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就比我父母、大哥大嫂、二哥二嫂所有人加起来的工资还多，以后也一直比他们多。更刺激、更过瘾的是，每个月加薪500，连加了6个月!到春节后，工资就涨到6000元。当然，后面就没有这么涨了，停滞了挺长时间。我记得每个月最开心的时候，是收到工资单后，然后跑到公司楼下的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老家的妈妈，分享涨工资的快乐。父母一开始总是半信半疑，很难相信。然后，父母有的时候忍不住小得意，和亲戚朋友分享，亲戚朋友那不是半信半疑，而是完全不能相信，他们听完后，总是用很怜悯的语气对我爸爸妈妈说，是不是你儿子在深圳干啥坏事，是不是搞传销啊，你们要注意啊。天啊，还好我还是个男的，否则搞不定他们怎么想啊。
我们那个时候花销非常小，公司食堂吃饭很便宜，房子也是公司租的，外面有没有什么消费，从来没有想过房子、车子的事情，最多是吃吃大排档、买几件衣服啥的，因此看到自己的积蓄刷刷刷地往上涨。钱在银行存在里不习惯，放在房间不放心，我那几个月口袋就总揣着几千块人民币，因此，总觉得自己超有钱，感觉真正实现了当初“钱多人傻”的理想。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公司还发了大概2万块年终奖，就更觉得自己更有钱了。不过，公司马上就配股了，我的积蓄加上没有见过面的年终奖就还给公司，彻底变成了纸面财富。公司设计挺巧妙的，基本上把我们的现金全面圈进去，但我们也不用借款、背负债务。然后就开始下个月的生活，又发大把工资，又感觉自己有钱了。这样的游戏持续了三年多。其实，我们有时候也能感觉公司现金流的紧张，有时候阳光卡(那个时候发行的华为内部银行卡)取钱要排很长的队，有的时候新员工电脑来的都有些慢，究竟公司财务在其中是不是出现风险，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似乎从来也不担心。
我们就是这样傻傻的。老板总说，聪明人出国了、搞金融了、搞地产了，留下一堆傻傻的人在华为奋斗，不闻花香，不看路边的风景，和别人“龟兔赛跑”，就是我们当时的写照。那个时候，深圳发财的机会大把，比如炒股票的、搞房地产、搞进出口的，但好像和我们都无关。同期来深圳的，发财比我们的人多了去了，我听说我前前后后工号都是厨师，后来食堂社会化后，他们承包了公司食堂，赚的钱比我们这些人多多了;还有听老领导吹牛，说王传福当时来华为应聘，他看不上，没有通过，后来才有王传福创业，才有了比亚迪。那个时候，还在北京见过雷军，也是软件工程师，也就是带个小团队(其中有我大学同学)。我们没有办法成为那样的英雄人物和富豪，就是老老实实成为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壕，也是美好的回忆。
故事四：说说当时的深圳
深圳现在是繁华的都市，是创新之都，是绿色城市，是国际大都市。而当时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深圳，是全国向往的改革热土，是一个充满活力又乱糟糟的城市。
那个时候深圳远不如现在繁华，上海宾馆之外都是乡下，南山是绝对的乡下，坐上中巴，晃晃悠悠1-2小时才能到城里。那时，海王大厦往东、南海大道右侧就是大海，什么红树林、滨海大道、蔚蓝海岸、海岸城、深圳湾等都是填海填出来的。
那个时候内地人来深圳，也很不容易，要在派出所开证明，难度和出国差不多。当然，很多人是偷偷摸摸就来了，哪里管的了那么多。平时也没有啥事，但逢年过节，警察会上街像扑鱼一样，把大把大把没有证件的人抓到樟木头。然后樟木头那边，大家交点钱再回到深圳。这样猫捉老鼠的游戏常年乐此不彼。我听说，当时有个人大毕业分配到银行的大学生，出去看录像，没有带深圳身份证，被抓到樟木头，然后单位好多天没有他的消息，到处找，等到他消息的时候，就没有然后了，因为他已经Over了。当时没有互联网，没有微博微信，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也就很快过去了。
我们华为同事有深圳身份证的也极少，当时我那届上千招生中，深圳只给了12个深圳户口(我占了一个)。有一天，我们集中住宿区也被对面后海派出所的警察们光顾了，然后一大批同事被抓到对面的派出所。公司的领导肯定是紧急营救去了。我听说，警察对我们抓进去的同事都挺客气的，有个女警察办公室的电脑坏了，我们一个男同事还帮捣鼓捣鼓，给修好了，结下了军民鱼水情，女警察端茶送水，相当温馨。不知道是军民鱼水情管用，还是公司营救管用，反正以后警察再也没有找我们麻烦了。
深圳那个时候，人口结构非常畸形，除了少量本地渔民，都是外地人，一到春节前的一周，大家都集体回家过年，深圳几乎就是空城，绝大部分店都关了，大街上基本没人。第一年在深圳过春节的时候，公司只放了三天假，除夕那天我们最发愁的事情是去哪里吃饭。幸好隔壁一个同事的媳妇从内地来探班，做了不少饭菜，我们几个单身狗蹭上一顿，算是过了年。
无论如何，我们这些在深圳呆了十多年的人，对深圳是真有感情，打心眼里喜欢，深圳都是年轻人，充满活力，都是外地人，没有繁文缛礼，不靠关系靠实力，空气又好，气候宜人，看哪里都顺眼。
故事五：和偶像竞争
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华为虽然已经是深圳第一大高科技企业，但名声显然和现在无法相比。当时国内电信界的主流是朗讯、北电等国际大牌厂商。那个时候，朗讯和北电的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基本上和Google、苹果类似，绝对的超级偶像派。“朗讯的创造力，通讯的源动力”，就是当时朗讯的宣传口号，也是现实的写照。
当时，华为的交换机在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中，和盘踞在大中城市的朗讯、北电碰撞还不太多，但我们所做的排队机，都在大城市用，就先一步和朗讯、北电竞争起来。说句实话，那个时候，我们就好像感觉自己是横店的群众演员路人甲，突然被要求和刘德华上岗去竞争男主角，完全没有信心。记得1999年，我们第一次参加瑞士电信展，第一次看到国际企业的大排场，看到那些企业超先进的理念和产品，真是自惭形秽。有位美国留学并工作多年后投奔华为的同事在参观后所有展厅后评价，在瑞士电信展中，华为的各项产品基本是都是倒数第一位的。而我和同事老方去了朗讯的展厅，看了一场朗讯女副总裁如同现在华为手机发布会的的炫彩演讲后，深受震撼，我们出来的时候对视一眼，心情异常低落，我们一致认为这辈子是不可能追上朗讯了。
当然，和偶像竞争，就算心里怕，也得干。总体上，我们沿着两条道路去做，一条道路是研发，我们快速学习先进对手，然后加上自己的理解，增强中国客户需要的特性，力争比对手好用。另外一条道路是市场，我们大胆推出各种理念，什么无代演进、万年长青啊，搞的好像华为不是第一，别人都不好意思，反正那个时候客户也好忽悠，还真有人信。按老板话来说，我们就是先打肿脸充胖子，让别人觉得我们胖、有实力，敢于买我们东西，等卖的多了，自然也就成了胖子。
真和对手干上了，我们发现偶像派也就是外表光鲜，漏洞还是不少的，一开始输多赢少，慢慢输赢各半，最后是赢多输少，信心越来越强，原来毛主席所说的“敌人都是纸老虎”是有道理的哈。比如说，朗讯、北电的产品看起来是高大上，但只有用户手册和操作界面只有英文版，操作还是Unix的命令行，对管理人员基本没有任何报表支持(按四川某寻呼台女台长的话，这些国外公司就提供了一个裸体产品)，服务也一般般，而我们的产品稳定可靠，全中文图形界面，操作简单快捷，给管理人员的报表也多，我们的贴身服务又好，真正懂行的人士就越来越多选择我们了。
事实证明，路人甲通过努力，也是能战胜心不在焉的刘德华。王宝强、布拉德·皮特也是群众演员出生，一样大有前途啊。通过我们的竞争，朗讯和北电逐渐衰败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他们被兼并了，不存在了。
故事六：向工和老强的故事
我们在产品的初期，没有那么严格的研发和服务的分工，产品也没有那么稳定，研发人员经常出差支持现场开局。我初期支持的局点，主要是和服务的老向、老强配合。下面讲的是老向和老强有趣的小故事。
局点在北方。北方的人喜欢尊称我们这些工科男为“**工”，老强就被叫做“强工”，老向就大赚便宜了，被一群北方姑娘、北方爷们们叫做“相公”了，呵呵。我们排队机最经常使用的场景是114和寻呼台，都是年轻姑娘云集的地方。我们设备出点小问题的时候，话务台的姑娘们就会非常配合、大呼小叫、此起彼落地大叫“相公、相公，过来看一下”，那个时候，我和老强都会笑的肚子疼。向工同学只好红着脸，跑来跑去，穿梭于花丛间。我觉得这个场景，怎么有点像周星星电影中的怡红院呢，哈哈。
相比向工和我，老强同学那是人高马大，仪表堂堂。那个时候，北方客户很淳朴，他们从来不把自己当甲方，而是把我们当成援建的客人，对我们极好。老强又特别善于做群众的普遍客户关系，特别是姑娘们的普遍客户关系，深得话务台管理大姐们的信赖和喜欢。于是，电信局里发的油啊、米啊、被子啊，老强统统都有一份，完全被当成了自己人，听说老强最后要走的时候，那些大姐们可不舍得了，十里相送，眼泪汪汪。
故事七：流鼻血的故事
这个故事还是关于我们服务的。和我们同屋有一个小伙子，姓唐，非常地眉清目秀，有点像TFBOYS的王源。不懂什么是TFBOYS啊?回去度娘一下，我这里不普及常识。小唐也是我们产品的服务人员，经常在外面飞。
有次回来，小唐给我们讲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好像是辽宁的寻呼台，我们排队机要升级版本，小唐前往支持。那个时候产品做不到在线升级，小唐要在半夜的时候，中断整个机器运行(那个时候胆子真大，现在是不可想象的)，然后把主控板加载新程序后再插进去，正常的话，主控板绿灯亮起来，升级就完成了。那个时候，产品本身也不太稳定，有的时候出现重新插进去的主控板不能正常工作，不能闪绿灯，而是闪黄灯，服务人员总结了一下，找到个方法，多插拔几次，黄灯就会变绿灯。但是那天晚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运气太背了，人品太差，连插拔了十几次都没有成功，都没有看到主控板上的绿灯闪烁。小唐一下子就有点发晕了。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反复地插拔，把智力活变成体力活，时间一点点过去了，绿灯还是没有亮。如果天亮前，还没有恢复，就有大麻烦了。寻呼台是一个话务量巨大的节点，而且一般寻呼客户在没有打通寻呼台的时候，都是习惯性在电话上快速重拨，这样会导致雪崩效应，导致更大范围的拥塞，甚至出现大面积网络故障，那可真是超级大麻烦。可怜的小唐一遍遍地在绝望中反复插拔单板，不行，再来，反反复复。可能是天道酬勤，终于在天亮前的一刻的某一次插拔中，奇迹出现了，主控板绿灯闪烁!小唐再也不敢动了，说冷汗已经把衣服全部打湿，一摸鼻子下面，发现都是血!原来是急火攻心，真的流鼻血了。
听完小唐讲这个故事，我们这些开发人员都沉默了。产品不仅是我们自尊心，更是我们的生命线啊。
其实那个阶段，研发人员很光鲜，产品是我们做出来的;市场人员很光鲜，产品都是他们卖出去的。但服务人员最辛苦，我们产品不稳定，合同乱签，都是服务人员托底，什么事情都要搞定，什么客户抱怨、发火都要承受，经常一个局点出差耗在那里就是几个月，非常辛苦。向他们致敬哈。
故事八：食物中毒风波
公司以前一直是租办公楼，最早在南油，后来买了一个自己的楼，7层楼，6层楼办公，7楼是食堂，就在科技园北区，后来卖给了艾默生，老一点的员工可能都知道。这个故事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有一个周末，上完班，回到家中，发现同屋的两个室友很萎靡，以为感冒了，没有在意，第二天更严重了，变成极度萎靡，然后公司有人紧急上门来排查，赶快给送到医院去了。晚上才知道，原来公司发生一起非常严重的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中毒的员工，把南山区所有医院的空病床占领了，还有不少员工在医院的过道安家。
第三天，我赶到医院去探望病友们，正好发现夏同学也来应诊了。夏同学身体一贯极好，但此时极度极度萎靡。护士来了看，做了个诊断，就赶紧让住院。怎么诊断呢?就是护士手指单点按压夏同学的手臂皮肤，一般情况下，皮肤会很快弹起来，可是惊人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护士按夏同学的手臂皮肤后竟然形成了一个深深的洞!没有弹起!太惊悚了。护士说，这说明脱水非常严重，要紧急输液。可怜的夏同学就这样直接就地在过道住下了。
公安局就把我们食堂查封了，最后查明是当日的蒜泥白肉出问题了，被细菌感染了。有些同事就说，我们没有吃这个菜啊，怎么也倒下了呢?公安局同志说了，可能是上一个同事打的是蒜泥白肉，厨师的大勺子打下一个菜的时候，顺便带了一点。有的时候，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啊。
我是我们房间惟一没有食物中毒的人，回想起来，那天中午我和老强在办公室商量做一个支持一线维护的工具，一直讨论到午饭快结束的时候才匆匆赶到食堂，那个时候，蒜泥白肉这么好的菜肯定是没有了，蒜泥白肉附在大勺子上的沫沫估计也没有了，因此我们就没有事了。这个故事说明了，天道酬勤这个理在公司靠得住的，呵呵。
最诡异的事情是，这么大的事情在任何媒体上没有任何的报道!背后的故事我就不知道了。这在现在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过上几个月后，有一天中午，我们在食堂一边吃饭，一边看CCTV的午间新闻，CCTV的新闻主播一本正经地报道，深圳宝安发生今年深圳最大的一起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十几个工友入院，惊诧之余，瞬间我们食堂里笑成一片。
故事九：李鹏来视察
公司在发展的一个阶段中，和其他企业一样，很喜欢贴国家领导人来华为视察的大幅照片。我记得在二楼公司展厅的过道上，挂了不少国家领导人来访的照片，印象中有田纪云、乔石、江泽民啊，甚至还有华国锋。当然我都没有机会见过这些人，但有幸非常近距离地看到李鹏来视察。
有一次，公司通知说有国家大领导来视察。等到那天，我们发现对面的楼顶布满了警察，甚至还有狙击手。大量的警察也到了我们这里，在展厅，听同事说，警察告诉大家，说不要站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可能有危险。总之，搞的气氛紧张。究竟为什么那么紧张，大家想想就知道了，不懂的话回去看看历史。
原来是国务院总理李鹏来视察了，视察完展厅，李鹏带着一大帮人就来到我们开发的地方，按照线路参观，时不时亲切问员工一两个问题，露出点笑容，然后闪光灯就刷刷刷地亮起来，记者们就狂怕。过了一阵，李鹏来到我们这边，就在我们身边3-5米，俺终于第一次看到电视里经常出现的大人物了，心中有点小激动。我就发现，现实中的李鹏，远不如电视里光鲜，皱纹很深，老人斑很清晰。当时就想，国家领导人上电视，那得涂多厚的油啊。这么多年过去，李鹏也退休了很多年，现在依然健康地活着，我就想啊，我们国家高级干部的医疗护理水平真高啊。
故事十：劳动密集型企业
我在公司前几年，发展速度日新月异，每年收入翻番是常态，那进人速度也是哗啦啦的。一眨眼，工号就从千上到万，从1万上到几万。当时有一个词，叫“新四军、新五军”，就是指那些四万工号、五万工号的新员工，现在估计留下来的，大部分都是老领导了吧。
直接反馈到现实生活，就是刚到的时候，老板还能在南新路的南蓉酒店请大家吃饭，后来只能在科技园七楼开干部大会，再后来，搞个年会要把深圳大学体育馆承包了，再再后来，一个产品线就要把大体育场承包了。
进的人多，要租的楼就多。那个时候，公司也有名声了，很多高档办公楼都愿意招华为来租，也是一个招牌啊。什么上海金茂大厦、蛇口新时代广场、华侨城汉唐大厦，我们都租过。但是，所有的大厦业主都万万没有想到，华为的人是如此之多啊，等待华为入住后，那个悔啊!我们当时在蛇口新时代广场住了几年，新时代广场真是好地方，背山面海，风景秀丽，我们一到那里，就立刻把这个高档写字楼搞变味了。上下班、午餐的高峰期，等电梯那没有个20分钟是不可能的，不愿等电梯的上下走20层楼是很正常的。现在F1和天安云谷的兄弟们都有同感吧。高档写字楼的其他公司高级白领真是欲哭无泪，大楼业主也是欲哭无泪，暗叹这什么事啊。我听说，蛇口新时代广场的有些公司实在受不了，把早上上班时间改到9:30，而汉唐大厦干脆把四个电梯给华为专用，其他两个电梯拒绝华为人使用，只供其他公司人使用。我估计华为搬离这些高尚办公楼的时候，其他公司人可能真要放鞭炮庆祝了哈。
我们华为一直就是这样，我们不是什么高科技企业，我们就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蚂蚁雄兵，打群架的。一个人单挑不过，就打群架，用人堆也堆死你。
故事十一：“华为的冬天”背后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和任总有关系的。
有一天晚上，公司通知大家去蛇口的风华剧院开会。我从科技园出发，准备乘坐去蛇口的巴士。路上有部黑色小轿车停了下来，车上人招呼我坐进去，一起去风华剧院。我坐进车后排，就说再挤挤再挤挤，结果车里鸦雀无声，没有人应答，我奇怪一看，原来后排坐着老板呢。老板呵呵一笑，往里挤了挤，我不好意思坐下了。
任总在车上就给我们开讲了，巴拉巴拉的。讲的内容可以直接参照华为文摘哈。主要就是未来你们要买房子的时候，房间大小无所谓，阳台一定要大，将来一麻袋一麻袋的钱拎回来，要有地方晒。还有，华为未来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胜利后世界就是你们的啦。还有，就是你们赚了钱，一定要孝敬父母，第一个月工资要寄给父母。听的我们这帮在车上的年轻人热血沸腾。现在想起来，感觉任总很像周星星电影中的白发老丐，拿出一堆武林秘籍：千手神拳，九阳神功，独孤九剑、一阳指、降龙十八掌，对怀揣维护世界和平和功夫梦想的少年说，维护世界和平就靠你们了，嗯，先来买本降龙十八掌吧。
到了风华剧院，我们坐下了，然后听老板上台发言，这就是著名的“华为的冬天”，具体内容，随便在网上搜搜就可以了。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反差，还沉浸在和老板一起同车的梦幻之旅。现在想来，真是挺有意思，老板前一个小时让我们买大阳台晒钱，后一小时大讲华为的冬天。回想起这么多年来，老板其实就是这样的人，高潮期，老板总会踩踩刹车，讲讲华为的冬天，讲讲红旗能打多久;低潮期，老板会鼓励高级干部成为黑暗中的那盏灯，照耀大家前行。老板其实是我们公司发展的节拍器啊。
跟着任总这么多年，听过任总很多教诲，我最大的感受是，可能在具体的业务方向指导上，任总也犯了一些错，但任总的战略方向感和人格魅力在华为是无人可替代的。老板经常说，做企业就是做人，华为能有现在的发展，和老板是一个高尚的人是分不开的。
故事十二：
最后一个故事了。还是和老板相关。
地点是科技园办公楼的七楼食堂，主人公是老方。老方就是前面故事里和我去看朗讯展厅的老方。老方后来在公司做了很大的官，很多人都认识哈。但那个时候，老方还仅是我的同事，都是程序猿。
一天老方在食堂津津有味地吃着饭，老板拎着一袋食堂买的大白馒头，不知道怎么过来了，他看着老方超有胃口吃肉的样子，拍拍老方的肩膀，微笑地对老方说，新员工吧?其实，那个时候老方和我已经不能算是新员工了，但老方也不好驳老板面子，就应了一声。老板很满意地点了点头，带着他的大白馒头下楼了。不知道老方是否还记得，但我印象很深刻。
1个多月前，老方申请退休了，公司也批准了。在和老方吃完最后的午餐后的第二天，我又看到了老板，不知道是不是公司经营形势良好的原因，老板乱糟糟的头发下，一脸的快乐和自信，神采奕奕，哪里像个老人家。我心里默默地想，你当年拍这肩膀的那个“新员工”已经退休了，而你还在快乐奋斗。
写到这里，我的情绪变得很低落，甚至有些悲伤。我们当年的很多哥们，夏同学，老方，老袁、宏哥，老强、向工等等，他们有的退休，有的辞职，有的出国，天各一方。还有那些漂亮能干和善良的秘书，嫁人的嫁人，出国的出国。随着他们的离去，我们的青春也逝去，很多快乐的记忆也慢慢淡化了。我就在想，人生到底是什么，事业到底是什么?我们当年做的产品，网上有很多很多，卖了很多很多钱，可是当年做这些产品、卖这些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的哥们很多都走了，不在了，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也许人生就是不断的相聚与离别，同事是这样，父母是这样，夫妻也是这样，儿女也是这样，过好过程就是最好的人生，因为人生没有终极意义。
结束语
回到深圳去了，我乱七八糟、啰啰嗦嗦的一些小故事回忆录结束了。写下这段文字，做个小纪念吧。
我在公司混了20年，现在还是一个基层员工。在华为工作20年纪念日的今天，这个日子估计只有自己记得，没有组织会送个纪念品，也没有念想有人送个蛋糕啥的，就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心中鼓励一下自己吧。人是最需要激励的，别人不能激励，就自己激励一下自己吧：加油，继续努力!为公司继续做点小贡献，为儿女当个好榜样!
2015年8月16日
